七十六载风雨行 (长篇传记连载之八十五)
第四章:“二砂”记忆之二十五
——二儿子出生遭遇一场劫难
王守安
1979 年 10 月 24 日,我的二儿子霁巍降临人世,一家人都沉浸在快乐之中。彼时我正身兼省总工会《河南工人创作》编辑与二砂《规章制度汇编》编审两职,日夜连轴转的忙碌里,这份新添的圆满,像一束暖光,冲淡了所有疲惫。妻子惠琴历经生产之苦,看着襁褓中粉雕玉琢的小婴儿,眉眼间满是温柔,连平日里因熬夜加班而紧锁的眉头,也舒展开来。
大儿子霁松那时还不到五岁,虎头虎脑的小家伙,第一次见到弟弟,好奇地凑在摇篮边,伸出小手轻轻碰了碰弟弟的小脸蛋,奶声奶气地喊着 “弟弟、弟弟”,还学着大人的样子,踮着脚想帮弟弟盖被子。那笨拙又认真的模样,让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漾着欢声笑语。我忙完手头的活,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小儿子,小小的身子蜷在臂弯里,软软的、暖暖的。那一刻,所有的奔波与辛劳都烟消云散,只觉得满心都是踏实的幸福,心里默默想着,一定要好好努力,让这两个孩子、这个家,都能安稳顺遂。

(图为二儿子霁巍痊愈出院后“百天”照)
可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,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,猝不及防地砸向了我们这个刚添新丁的小家。妻子产后出院回家不久,也就是二儿子出生后的第七天,原本吃奶正常、哭声洪亮的他,突然开始哭闹不止,小脸涨得通红,怎么哄都安静不下来,体温也一点点往上窜,小小的身子烫得吓人。起初我们以为只是普通的新生儿着凉发烧,急忙找来退烧药喂下,可体温非但没有下降,反而越来越高。孩子的哭声渐渐变得微弱,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灵动,蔫蔫地窝在妻子怀里,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我和妻子瞬间慌了神,心里的不安像潮水般涌来。彼时已是深夜,我急忙大步流星地奔向附近的二砂职工医院。正在急诊值班的老大夫陈金池听我说了情况,二话不说,背起药箱就随我出诊。到了家中,他打开孩子的襁褓,一看脐带便说:“可能是新生儿败血症,一刻也不要耽搁,马上送医学院吧,咱二砂没治疗条件。”
一听说孩子可能是败血症,我和妻子当即懵了,竟忘了和陈大夫说句道谢的话,急忙用小被子裹着孩子就朝外跑。
“到医学院你可以联系周香,她是儿科医生,她父亲是儿科主任!” 陈大夫跟在后面叮嘱着,还说他会给周香打电话联系。

(图为六岁的哥哥霁松和百天的弟弟霁巍于1980年春节前合影。)
此时的郑州街头冷冷清清,没有出租车,公交车也早已停运。心急火燎的我来不及多想,赶紧推出自行车,让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,飞一般一路冲向离家五公里以外的河南医学院。深秋的夜晚,寒风刺骨,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,我脖子里的汗水却浸湿了衣领。那一刻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
赶到医学院急诊室,医生简单检查后,眉头紧锁着说:“孩子情况不好,疑似新生儿败血症,还伴随肺部感染,病情危急,必须立即住院抢救,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” 听了医生的话,妻子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,紧紧抓着我的胳膊,声音颤抖着哀求:“医生,求求你,救救我的孩子,他才七天,才七天啊……” 我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,攥紧妻子的手,对着医生连连恳求:“医生,无论花多少钱,无论受多少罪,我们都愿意,只求你们一定要救救孩子。”
孩子被紧急送进了医学院儿科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,经化验确诊:系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造成的新生儿败血症。
在等化验结果期间,我找到了恰好正在病房值班的周香医生。其实我和周香早就认识,她在二砂颇有名气,部队转业后曾在二砂医院工作,还是二砂女篮的核心主力队员,去年才调入医学院儿科做医生。周医生见面十分热情,说刚刚接到了二砂陈金池大夫的电话,还笑着说她也知道我,喜欢读我在二砂厂报发表的诗歌。

(哥哥霁松带弟弟霁巍玩皮球。)
周医生查看了化验单后,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:金黄色葡萄球菌属于当时最顽固的细菌,治疗有难度,她会竭尽全力对孩子进行救治。但鉴于孩子才 7 天,治疗过程中会遭不少罪,希望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她还当着我们的面,分别给她的父亲 —— 医学院儿科主任周教授打电话请教,又给解放军 153 医院的同行打电话联系药品。最后,她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:153 医院最近研制了一种专门用于遏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注射液,尚处于临床实验阶段,还未批量应用,如果我们同意试用,可以每天早上去取药。我们当即点头同意。
当天夜晚,孩子小小的身子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,头上扎着点滴针头,身上连着各种仪器。妻子被特许蜷在病床旁的小凳子上陪护。厚厚的玻璃门,将我与她们隔离开来,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着,疼得喘不过气,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,祈求上天能眷顾这个小小的生命,让他平安度过这一劫。
一夜无眠的我,天不亮就骑车赶回家中,为妻子做了面汤,卧了几个荷包蛋送到医院。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骑车赶到位于郑州须水乡附近的解放军 153 医院取注射液,再立即赶回医学院,交付医生给孩子用上。因为这种药品有严格的时间要求,必须在 4 小时内注射,效果才最佳。好在周香事先打好了招呼,加上我二砂八车间大修理二组的工友寇松泰的弟弟在 153 医院药房工作,一切都畅通无阻。
回忆那段日子,是我这辈子最煎熬的时光。二儿子住院,妻子陪护,大儿子无人照看,我们只好把他送到开封爷爷奶奶那里。临送走大儿子时,不到五岁的孩子懂事地抱着我的脖子说:“爸爸,等弟弟好了,赶快来接我!” 望着孩子委屈的小脸和噙着泪花的眼神,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
(图为1981年一家四口在碧沙岗游玩。)
尽管送走了大儿子,我的负担依旧沉重。每天凌晨,我要给妻子做好早、午两顿饭送到病房,接着去 153 医院取注射液,再送到医学院儿科;白天,还要赶回省总工会和二砂处理工作,手上的笔写着稿子、审着制度,心里却时时刻刻牵挂着监护室里的妻子和儿子,常常写着写着就走神发愣,脑海里全是孩子的模样。傍晚下班后,我又要为妻子做好晚饭,第一时间赶到医院,向医生打听孩子的情况,心里的石头始终悬着,放不下。监护室里的妻子日夜难眠,有时深夜我会替下她,让她到病房走廊的长条椅上睡一会儿。望着病床上孩子头上密密麻麻、扎了又拔的注射针孔,我忍不住热泪横流。
为了方便医护人员工作,我看到病房护士用于控制点滴速度的橡皮管钢制卡子很紧张,便多次抽空回二砂八车间,拣一些不锈钢边角废料,到废品库称一下掏钱买下,然后钻孔、攻丝、磨光,亲手制作了 30 个不锈钢卡子送到护士站。护士长高兴得连声说:“王老师,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!”
为了给孩子治病,我们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,还向单位借了钱。工作上的重压、孩子的病情、经济上的窘迫,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有时深夜守在病房楼门口,看着空荡荡的走廊,想着病床上的孩子、泪流满面的妻子、远在开封的大儿子,我甚至会自我怀疑:是不是我太贪心,一心扑在事业上,忽略了家人,才让孩子遭遇这样的磨难?可悲伤过后,我又告诉自己:不能倒下,我是家里的顶梁柱,妻子需要我,孩子更需要我,我必须撑下去。
医院的治疗过程异常艰难,孩子的病情也曾几度反复。有一次病情反复后,周香医生对我们说,新药已经用一段时间了,但还是不敢保证能治好,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听到这话,妻子哭得撕心裂肺,而我只能咬着牙,强忍着悲痛对周医生说:“请你们坚持救治,只要有一丝希望,我们绝不放弃。”

(图为一家四口在碧沙岗。)
或许是我们的坚持感动了上天,或许是孩子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。在医生护士的全力抢救和精心照料下,经过二十多天的煎熬,孩子的体温终于慢慢降了下来,各项指标也逐渐恢复正常,哭声也渐渐变得有力起来。
当周医生笑着告诉我们 “孩子度过危险期了” 的那一刻,我和妻子相拥而泣。这泪水里,有后怕,有庆幸,更多的是失而复得的喜悦。看着孩子躺在小床上,闭着眼睛安稳地睡着,小胸脯一起一伏,我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,连日来的疲惫与焦虑,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当我们满怀真诚地向周香医生道谢时,她却摆摆手说:“别谢我呀,我只是尽了一名医生的职责。是你们两口子这份执着的爱,硬生生把孩子的命从阎王手里夺了回来!”
经过前后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,二儿子终于康复出院了。抱着健健康康的孩子走出医院大门,阳光洒在身上,暖暖的。那一刻,我才真正体会到,平安健康,就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幸福。这场劫难,让我们一家人的心贴得更近了,也让我更加懂得:工作再重要,也比不上家人的平安与陪伴。

(图为2022年作者举家团聚合影。)
如今,两个儿子早已结婚得子(女),成家立业,日子过得安稳顺遂。每每谈起二儿子出生时的这场劫难,我们一家人都感慨万千。那段艰难的岁月,像一道刻在生命里的印记,提醒着我们: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,总会有风雨坎坷,但只要一家人同心同德、彼此扶持、永不放弃,就一定能跨过所有的难关,迎来属于自己的阳光。










